国军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败为何投诚之后就变得英勇善战？

  50军随志愿军大部队入朝，先后参加了3次重大战役，并在第三次战役中率先突破韩国首都汉城。在惨烈的汉江阻击战中，50军在战斗前期担任汉江南岸的防务，他们在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七天七夜，把美24师和土耳其旅打得头破血流，歼敌近万人。

  50军为抗美援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但谁又能想到，几年前，这支部队还是的滇军第60军，在解放战场上一直被压制，直到1948年在长春向投诚。

  而且，在志愿军的队伍中，原军的投诚部队不占少数。除了整建制接受改编的部队外，许多部队技术兵种的班长、排长，都是接受过美军训练的原军队。

  看到这里，我们不禁发问：这些“原国军部队”在解放战争中屡战屡败，为何到了朝鲜，却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呢？

  想要搞清楚国军投诚后战斗力飙升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先分析：为何国军打不过？

  抗日战争后，国军拥兵400多万，装备精良；而我军算上地方部队，也只有120万的兵力，且装备简陋，双方实力差距不可谓不大。但短短三年时间，形势就发生了逆转，解放了大半个中国，军败退台湾，依靠美国的援助负隅顽抗。

  一胜一败，首先反映出的便是战略战术问题。国军打仗十分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我军则更看重“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”。我军始终相信：“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”。

  在此战略上，我军连延安都可战略性放弃，国军却在放弃沈阳、徐州、北平等问题上一拖再拖，最后导致大量精锐部队被我军围歼。

  我军将领大多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，经过与国军多年对抗，深谙运动战的精髓和以弱胜强之道。比如勇猛顽强的彭总、谨慎稳健的林总、出奇制胜的粟大将，都是我军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。

  反观国军，优秀将领本不如我军多，不少将领还因为派系争斗无法任用（如白崇禧），拉上战场的名将，也会因为政治原因和老蒋的干预，无法正常指挥。

  我军这边，则可以完全放心大胆地让优秀将领指挥战斗。解放战争之初，毛主席从全局出发，令华中野战军撤出苏中。但毛主席在听取了粟裕的建议后，认为前线将领更清楚真实的情况，便选择让粟裕相机行事，这才有了苏中七战七捷。

  此外，每当遇到难题，我军总会发扬军事民主，召集大家开“诸葛亮会”，全体指战员一起商讨对策。广集民智的结果，就是我军能在战略决策上每每高国军一筹。

  国军投诚后，脱离了原本冗余腐败的系统，加入到我军的指挥体系中，战斗力自然会显著提高。

  这里提到的，准确来说应该是1927年之后的。1923年时，孙中山先生在的帮助下改组，确立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，即“新”，国共展开了第一次合作。

  孙中山先生在保障组织独立性的同时，让员以个人身份加入。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，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。随后，一大召开，确立了以上政策，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。

  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也”。得到民众支持的国民革命军，一路横扫旧军阀，势如破竹。这才有了《淮海战役》中老蒋的回忆：本党本军所到之处，民众竭诚欢迎，真可谓占尽天时。那种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。

  孙中山先生故去后，的内部分化越来越严重。老蒋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，骨子里是的。国共合作后，越来越得人心，开始反过头来吸引党员加入。1926年二大召开时，已经有90%的地方组织，处在和的领导之下，在基层组织中，人更是占据了多数。

  在布尔什维克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下，基层青年大量左倾，基层党政工作也由“包办”，以至于许多资产阶级都选择忽略，直接联系展开合作，这让老蒋深感不安。最终，老蒋不惜冒着国民革命失败的风险，也要联合反动势力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

  经历了这场政变，彻底变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。老蒋抛弃了原本具备的底层民众力量，他以为只要抓住了资产阶级、资本家和社会上层人士，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。殊不知，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，或许一时强大，但他的失败在那一刻已经是注定的。

  抗日战争爆发时，蒋百里就曾对谏言：战争不是“军队厮杀”而是“国民拼命”，只要唤醒数以亿计的农民，加上正确的引导，是可以击败日本的。

  我方则正好相反，我党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，主张“一切依靠群众、一切为了群众”。这使得我军在作战时，能始终保持“主场”优势。再加上“官兵平等”、“军事民主”、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等军事民主政策，我军的主观能动性和战斗力，是国军不能够比拟的。我军可能会弱一时，但不会弱一世。

  士兵投诚后，我军会对其进行思想改造，帮助其融入我军体系。经历一番改编改造，“原国军队伍”将重新得到民众支持，作战时自然犹如“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”。

  在国军普通士兵眼中，军阀混战太乱了，都是中国人之间打来打去。士兵们没有军阀头目的野心，唯一关心的就是发到手中的饷银。在他们看来，“敌人”来了犯不着玩命，放几枪意思意思，对得起长官的大洋就行了。被“抓壮丁”的人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些人本身就对战斗十分抵触，怎会是去冲锋陷阵。

  我军则不同，红军是建立在工农阶级上的人民军队。国军部队每到一个地区，大多数都会“抓壮丁”、收税、鱼肉百姓。而所谓“匪过如梳,兵过如蓖,官过如剃”，被军阀压榨、抓走劳动力，通常会让一个家庭活不下去。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阀，对百姓皆是如此。

  红军严守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对人民群众很是和气。每到一个地方，红军便会召开群众大会，让当地民众举报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，然后再“打土豪、分浮财”，很多人在红军的帮助下，第一次吃上白米饭，第一次穿上新衣服。

  红军还会向群众宣传，“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是为了什么”，许多百姓心想，与其留下来受国军和地方军阀的欺压，还不如跟着红军走。

  长征期间，红军被军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按战场态势看，应处于劣势的一方，但红军总能吸引民众加入。

  1936年初，红2、6军团在长征中来到了黔西、毕节地区，这里远离中央红军，四面八方都是来势汹汹的军。然而，这种逆境下，贺龙元帅还能在不到20天时间里，为红军招来5000多子弟兵。必须得说，红军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，这也是红军越打越多的“秘诀”。

  还有，我党十分注重思想建设。在红军队伍中，每个指战员都清楚地知道，他们是在为建立伟大的乌托邦而战斗，也是为他们自己战斗。

  我党在解放区实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，这里官兵民一律平等，人人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事干。渐渐地大家明白：只有胜利了，这种欣欣向荣之景才能推向全国，全中国人民，包括自己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有信仰才会有力量，“为自己”和“为了长官”，战斗力当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  拥有“驱逐日寇、保家卫国”信仰加持的国军，战斗力明显高了一个档次。许多国军兄弟，面对强大的日寇毫不畏惧，他们英勇战斗，誓用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，打出了不少漂亮仗。

  抗战胜利后，人们渴望和平，反对内战，偏偏老蒋不顾民意，倒行逆施，将自己摆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。只有推翻的反动统治，中国才有出路，这是全体指战员的共识和奋斗目标。

  处于优势时，国军普通士兵的迷茫情绪还不明显，到了国军劣势时，只要一喊：你们家分着地了，回去过好日子吧。国军士兵便无心作战，满脑子都是逃走和投诚。

  国军士兵不知为何而战，再加上战略战术的失误，打着打着，国军就只能依靠大城市和交通线消极防御，将广大的农村城镇拱手让给了。

  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败逃台湾。当人们满心欢喜，准备好好生活时，美国鬼子又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。这时，你再问队伍中的原国军士兵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：我们要保家卫国，守卫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。

  正如贾文岐所说：“我们在朝鲜有一个信念，我们中国遭到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，受过这个罪，到了朝鲜，看到北部朝鲜老百姓受的苦，我们就有了这种信念，这种惨状绝不能在我们的祖国重演，我们就是死，也要把敌人顶回去”。

  此时的“国军部队”，战略战术得到革新，开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，拥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，清楚自己为何而战。可以说，“原国军队伍”已经完全脱胎换骨，与部队没有一点区别了。

  随后，志愿军入朝作战。刚从苦难中走出的新中国，全国上下铁板一块。前方在打仗，后方就筹措物资、做棉衣、炒炒面，任何一个人都以支援志愿军为荣。志愿军也十分争气，他们带着保家卫国的坚定信仰勇猛作战，御敌于国门之外。

  三次大规模战役，志愿军把以美军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，从鸭绿江赶到了三七线，占领韩国首都汉城，大涨了我们的军心和士气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